一九八二年以后，我国对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应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以后，成果辈出、人才辈出，一年胜过二十年决不是夸张之辞。与此同时，对其他国学著作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重点在学术研究，即所谓的本体研究。而对于将《三国演义》应用到企业竞争中去却做得不够理想，邻国日本却相对更为重视应用研究，值得我们关注反思。现在，国学应用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接受，《三国演义》应用学会的出场正当其时，它将使《三国演义》深入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下面，我谈谈对《三国演义》应用学会的一些想法。

国学应用，三国当先

国学是个大概念，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四大名著等等都在国学范畴，那么，凭什么说国学应用，应该三国当先呢？

当先者也，即一马当先的意思，也是应当领先的意思。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有读过《易经》、《孙子书法》，甚至还没有读过《道德经》、《论语》这种普及性较强的国学著作。但是，他至少知道一些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有几个人不知道草船借箭和空城计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启人心迪、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是国学走入大众的捷径。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大事，鼓励的是智慧和勇敢”，这也是说《三国演义》是国学好书。《三国演义》是一本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巨著。鲁迅说中国人身上有着一股三国气和水浒气。《三国演义》不仅家喻户晓，而且博大精深，常读常新，有做不完的文章，说不尽的话题，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为一体，“浓妆淡抹总相宜”。因此，以《三国演义》为切入点研究国学应用事半功倍，易于展开和深入，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都是理想的。

国学应用，三国当先。不是用三国局限国学的研究，而是以三国为切入点弘扬国学研究，让更多的国学优秀著作发扬光大、深入人心。我们在深入展开《三国演义》应用研究的时候，不妨尽量同时展开对其他国学著作的研究，探讨彼此关联。比如《“三国演义”与三十六计》的专著至少就有两种。其一是陈辽老前辈的著作，另外一种我不记得了。我买过此书，然后送给陈辽老师了。除了探讨关联以外，今后展开的国学应用活动，各种交流平台也可以展开两种以上的国学著作研讨，找到它们的脉络联系。

以商养学，以学富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界、学术界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百花竟放、百学争鸣、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硕果累累，许多书生“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凭借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掌握国家命运，甚至影响几千年历史。商鞅、孙武、韩非、李斯等等，难以尽数，及至秦始汉武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学术界长期陷入沉闷状态，万马奔腾。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以前，中国的文化界、学术界再度短暂繁荣，大师们争奇斗艳，究其原因，可以管窥一些端倪。首先是学者和学术成果受到尊重，学者们不仅可以讲学，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君王平起平坐、据理力争，李斯的《谏逐客书》迫使说一不二虎狼般的秦王收回成命，并改而重用李斯等学者。战国时期养士成风，我们从贪心不足的毛遂的故事里可以想见当时学者们的生活是不错的。民国时期的鲁迅、章士钊、刘文典等人都有很高的收入，很多教授的收入都不低于教育部长的收入待遇，甚至更受尊重，简直目无各级领导。

当下的中国，由于拜金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潮泛滥，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现象已成常态，学术价值遭贬、学者不受尊敬，许多书生也由于从众心理跟着大家去追逐金钱、名利。相比八十年代，读书风气、治学风气淡薄得可怜！我们从中国人的阅读量排名可以窥见中国学术界的窘境，而社科类书籍销量更少！

显然，如果我们不打造一个尊重学术、尊重学者、赏识学术成果的社会风尚，三国应用、国学应用难以落地和深入，一些文化商人可能利用媒体和包装 借国学应用之名，欺世盗名、掠取好处。结果糟蹋国学，耽误、坑害企业。

以商养学，首先是唤醒企业界对于优秀国学的认识、认可、认知国学，让他们知道国学不仅很棒，而且并不神秘。我们从小就受到国学的影响，我们今后可以快乐的从国学中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国学应用体系来指导我们的企业竞争。

以商养学还得先有一个对商业模式的科学认识，切不可把商业就看成是唯利是图甚至不择手段。即使商业界肮脏现象近于普遍也不能否定商业模式。奥运会能坚持下来就是多亏了商业模式，没有这个模式，奥运会1984年就办不下去了，而这三十多年的奥运会创造了无数精彩夺目的辉煌，还没有出过什么商业丑闻，可见商业模式的巨大作用！也可见商业模式本身是无辜的，它可能出问题也可以不出问题，问题出现与否、大小与否在于社会监管。

以商养学可以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有时间、有兴趣、有条件去做学问，可以让更多的学术成果得到有效的推广传播，使得学术界、出版界更为繁荣，可以让工商界的价值取向有更多更好的选择。读书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多了，尊重学术、尊重人才，尊重学术成了风气，这个民族更有希望。

以学富商有两个含义。第一是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工商企业的竞争发展。避免和减少盲目蛮干，少走弯路，采用最佳方案做好企业发展文章，用科学成果回报工商企业的支持。

以学富商第二个含义是，不仅使工商企业富有富裕富强，而且使得工商企业更有内涵，更有企业文化，更有品牌文化，企业家更有内涵而受人尊敬，学术界不仅要助力企业的成功腾飞，还有助力企业经济、精神双丰收，成为健全型企业，受人尊敬，长治久安。

百花竟放，百学争鸣

这个提法是人才学创始人、电影课拓荒者雷祯孝老师提出来的。字面上和传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同小异，内容上却大相径庭。

雷祯孝说：百花齐放的典故来自武则天。有一天武则天心血来潮要看一看百花齐放的壮丽景观，下令长安城的百花同时开放，否则就是死罪。但高傲的牡丹花自恃国色天香，不屑于和百花为伍，迟迟不肯开放，武则天闻讯大怒，下令处死牡丹花。文武百官觉得非常可惜，苦苦求情，牡丹花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开放助乐，但武则天则余怒未消，下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牡丹花逐出长安城，迁往洛阳，从此洛阳成为牡丹之城，这就是百花齐放的来历。

这个故事说明百花齐放本来就不是民主包容尊重，而是独裁专制的产物。何况又违背了自然规律。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个月。不同季度，不同月份有不同的鲜花开放，春有桃花，夏有荷花，秋有菊花，冬有梅花，它们是不同气候的产物，梅花香自苦寒来，夏天如何开得了？娇嫩的桃花也受不了夏天火热的情怀。因此，我们应该让百花顺应天时竞相开放。学者们视觉不同，积累沉淀不同，风格不同，有些人是商产捷才，有些人十年磨一剑，他们创作的成果也会千奇百怪，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创作规律、研究规律，不可搞运动式的、跃进式的学术研究，让学术的花朵循序渐进，竞相开放。

为什么不说百家争鸣而提百学争鸣呢？

因为“家”的门槛太高了，非要这个“家”那个“家”才可以鸣的话，难免将许多宝贵成果扼杀在摇篮之中。何况这些“家”是谁制定的？靠得住谱吗？是学术界定的还是领导定的？是长期形成的社会共识还是包装出来的？鲁迅说“名言往往出自田夫野老之口”，如果非要“家”的级别才有机会鸣的话，很多哲理名言就难以产生了。

国学应用的争鸣离不开学术界、理论界的声音，但是，在这块园地上至少比其他专业性强的学术园地上更欢迎企业界的声音。因为国学应用是为企业界服务的，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企业界人士也许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但是他们可能会对和他们工作息息相关的理论更有感觉，更有心得。他们还有可能总结出一条两条规律性的警句，也有可能写成文章、写成专著，未必深奥，却更加实用，更加深刻。对于这些成果，专业人士应多加注意，发扬光大。哪怕是一两句有价值的话也不能轻易放弃的。有个老板就对我说过刘备不应该建都在四川成都，而应该建在荆州，并阐述了他独到的见解。你琢磨一下这一两句话，如果刘备真的这么做了，简直一切都改变了！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叫“恒洁卫浴的英明决策和隆中对的战略失误”，把决策名篇隆中对给否了。

百学争鸣，各种学术观点都可以争鸣，各种级别的学者学习者都可以争鸣。如此而来，我们的学术界必将更为繁荣，郭沫若在他臭名昭著的大作《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为了证明李白比杜甫伟大，曾煞有介事的拿出杜甫的诗句“但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士”说明杜甫是为了少数士大夫服务的，而李白的诗句则是“持为寒者薪”，强调了“者”字。真是叫人服了，既然如此，还要坚持百家争鸣吗。

应用研究要和企业活动、地方活动相结合

有些企业十分重视国学，比如浙江的方太厨电。有些地方，历史文化深厚，和国学有割不断的情缘，比如安徽亳州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称，老子、庄子、张良、曹操、华佗、花木兰都出自亳州。他们每年都会举办各种活动，《三国演义》应用学会可以引导他们把活动和三国结合起来，和国学结合起来，彰显企业文化和地方特色，还可以推动组织成立地方性的应用学会。佛山就有国学研究会，有些地方还可以把范围办得更小，比如成立地方三国应用研究会，易经应用研究会等等，这些地方学会工作的开展有益于以商养学、以学富商精神的落地，有助于改良社会风气。

利用现代媒体进行交流传播

易中天就是通过电视讲三国而家喻户晓成为名人的。现在新媒体很多，微信、视频、抖音，加上原有的电视、纸媒、网站，传播十分方便，这些传播方式颇受大众欢迎、企业界欢迎，《三国演义》应用学会可以开办网站等媒体，让更多的人分享应用成果，让更多的人士投入到应用中来。